“芯片戰”愈演愈烈，半導體制造業迎上數字化戰略機遇？
一、半導體行業國產替代的痛點
作為世界第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中國的芯片嚴重依賴進口。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芯片自給率僅為30%左右，2021年高端芯片進口額占芯片總進口金額的比重達75%。
近年來，美國通過一系列組合拳，不間斷的對包括華為、中芯國際在內的芯片龍頭進行打壓。“基本上，只要做高端芯片就繞不開美國的技術和專利。海思停滯、榮耀剝離，就是華為在半導體領域遭遇極限打壓的縮影。”一位接近于華為的半導體分析人士對鈦媒體App表示。
上述分析人士認為，半導體行業的國產替代的痛點主要集中在IP授權、芯片設計、芯片制造三個環節。
“目前芯片設計使用的主流軟件——EDA軟件基本上掌握在美國手里，需要美國方面授權才能使用；使用的芯片架構如Arm、×86，大多也是美國的企業；代工領域，越是先進制程的芯片對于工藝、技術的要求就越高，而光刻機存在的意義就在此。”
不過在實際應用領域，每家半導體公司對于國產替代緊迫程度的感受卻不盡相同。一家今年剛上市的芯片設計企業對鈦媒體App表示，“公司目前尚未遭遇卡脖子問題，所以在國產提到這塊的代表性不高。”
“不過現在沒被卡脖子，不代表將來不會被卡。公司對這塊一直還是比較關注的。”該公司相關負責人同時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局（BIS）發布了多項對華出口管制措施，把針對中國芯片產業的無理打壓再度升級。通過對先進制程的制造和高性能計算領域進行限制，將迫使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切斷對中國部分領先工廠和芯片設計公司的支持。
“外部打壓升級，肯定會導致半導體行業的短期陣痛，未來在高端領域的IC設計和制造只能依賴本土企業，但加快半導體供應鏈國產化趨勢。”
二、政策大力支持有望進一步加速成長進程
隨著終端需求的不斷變化，推動半導體產業轉移。半導體的需求模式對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能否適應、開發和引導新產業的需求模式是半導體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半導體起源于美國， 美國政府軍事需求是拉動美國半導體業初期發展的關鍵力量，1959-1960 年，美國政府采購占半 導體產業銷量的 45-48%。進入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日本鼓勵民營企業研發電子技術，日本民 用電子得到了飛速發展，而美國依舊注重軍工產品的研發生產，為日本占領半導體市場提供了機 遇，之后隨著日本 64K DRAM 研發成功，以及日本企業價格圍剿，1980s 半導體產業轉移到日本。 隨著 20 世紀 90 年代 PC 的普及，韓國先于美日企業推出 256M DRAM，中國臺灣開辟代工廠模 式，半導體產業轉向韓國、中國臺灣。目前中國大陸正處于新一代智能手機、新能源汽車等行業 快速崛起的進程中，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應用和消費市場之一。
中國大陸緊抓智能手機和電動汽車兩次發展機遇，半導體需求可能進一步擴大。21 世紀以來，中 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電子信息產品制造基地。同時，全球新能源車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中國是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消費市場和生產國。2021 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售額占全球新能源汽車銷 售額的 51％，新能源汽車產量 354.5 萬輛，同比增長 160%。
國內政策強力支持疊加舉國體制持續推進，國內設備廠商有望加速成長。
回看日本半導體發展的 歷史，我們認為國內目前半導體行業狀況與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電子產業都成為經濟轉型 的重點領域，日本政府 1971 年提出重點扶持研究密集產業，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發展，1976 年開 始設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共同組合技術創新行動項目（VLSI），籌資 720 億日元打造 DRAM集 成電路產業群，而目前國內業不斷出臺政策扶持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國家大基金大力支持半導體 產業的發展。
其次，都處于產業轉移的風口，19 世紀 70 年代，日本大力支持民用電子的發展， 促進了半導體產業向日本的轉移，目前中國是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和消費基地，新能源汽車發展 也非常強勢，半導體產業第三次轉移向中國大陸。東京電子在日本半導體行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專 注半導體設備的發展，曾占據半導體設備銷售額第一的寶座。目前國內也迎來上游設備等配套環 節的發展機遇，有望誕生世界級的半導體設備廠商。
三、困難與機遇并行，專注替代與升級
在談到半導體的投資邏輯時，熊偉表示：“2021年6月份之前，半導體的投資其實就是國產替代。但是現在，這樣的機會我們基本上已經不看了。”原因在于，在此前的三年間，很多PIN to PIN的機會，基本上已被頭部或者腰部的公司覆蓋了。“這時候再進去就是紅海，不明智。”
在熊偉看來，未來半導體賽道投資就圍繞一個關鍵詞——升級。
一是技術維度方向的升級。以高速ADC為例，華為一年的采購量都是幾十億。但這塊的技術含量很高，以國內目前的水平，還進不了基站和通信領域。二是漸進式的創新升級，就是在別人的基礎上做出更有創新點的。三是模式的創新升級，也是未來千乘的投資重點。
“投一個單顆芯片天花板太低，就把它進一步的發展成設備，設備還不夠的話做行業解決方案；一個行業的解決方案不夠，就疊加第二曲線，發展多個行業的解決方案。相對于國外的半導體公司，這是一種不同的路徑了。”
目前我國半導體各產業鏈中，國產化率最高的應該是半導體設備中的單晶爐（國產化率達到30%），最低的則是光刻機，僅為1%，而絕大部分的半導體材料和設備的國產化率都是低于20%。另一方面我國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產業對于半導體的市場需求仍在保持高于其他市場主體的增長速度，而以汽車電子、新能源半導體為代表的半導體需求給我國相關半導體產業鏈帶來不少擴產增量。下游市場需求的多點增長與創新技術的持續迭代，一同為我國芯成長增添動能。
四、數字化驅動制造業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早已開始對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布局。
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發布了“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等政策文件；拜登上臺后，又相繼發布了“2021年創新與競爭法案”等文件。歐盟則在近年相繼發布“工業5.0：邁向可持續、以人為本和彈性的歐洲產業”、“2030數字羅盤：歐洲數字十年之路”等指導綱領。鄰國日本也發布“日本下一代人工智能推進戰略”、“互聯網工業東京倡議”等規劃文件。
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業企業要想突破利潤微薄的中低端產業鏈定位，必須加速探索數字化轉型之路。
“全球化進程和疫情影響會倒逼制造業企業通過數字化技術去變革自身。”大中華區數字化與新興科技咨詢服務主管合伙人顧卿華對鈦媒體App表示，在智能制造領域，通過數字化技術去能幫助企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從而更好地服務客戶；此外，數字化技術還有利于提升供應鏈的效率，幫助企業更好地管控財務。
研究數據顯示，以“數據驅動型決策”模式運營的企業，通過形成自動化數據鏈，推動生產制造各環節高效協同，大大降低了智能制造系統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其生產力普遍可以提高5%—10%。
目前，我國也在加快布局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在工信部、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布的《“十四五”智能制造發展規劃》中，設定了“兩步走”的發展策略，即2025年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大部分實現數字化網絡化，重點行業骨干企業初步應用智能化；2035年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全面普及數字化網絡化，重點行業骨干企業基本實現現代化。
“我們把芯片作為數字化、智能化的核心，我們希望在中國的傳統產業轉型和工業轉型當中，能投出更多的做行業解決方案的公司。”在交流中，千乘資本創始合伙人熊偉透露，未來這類投資會作為千乘半導體投資的重點。
當前，中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深化。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2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55.3%，數字化研發工具的普及率達74.7%。
在盤和林看來，制造業企業要客服困難，一是要主動實現數字化轉型，二是要培養自己的數字化人才隊伍，強化自己的數字化能力，不能單純依賴外部力量來實現數字化改革。
